达拉斯联储主席Richard Fisher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言

Remarks before the 21st Century China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June 7, 2012.

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非常荣幸能在这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会议上发言。这个话题非常及时,尤其是中国最近加快了货币改革的步伐。在深入探讨这个重要话题前,我希望提下我胎儿时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下的渊源。

‘中国制造’
1948年,在我母亲的陪伴下,我父亲被派往上海为美国斯潘日尔(Spazier)化学肥皂公司追收一笔欠款。就在解放军即将关闭码头的时候,他们离开了上海的和平饭店,当时我父亲怀揣着讨回的欠款,而母亲也身怀六甲;五个月后,我在美国洛杉矶哇哇坠地。因而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一生都和中国有关。我的中国朋友也经常在这个上面给我开玩笑。在我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帮助查林·巴塞弗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先生和中国谈判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款时,象钉子一样坚硬的中国“铁娘子”吴仪女士曾经说,“我非常喜欢费舍(Fisher)代表,因为他自己就是在中国制造的。”
苏珊(Susan)[舍克(Shirk)],非常感谢您今天能邀请我这个始终都非常关注中国的人在大会上发言。

今天下午,我将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结束前我将也分享一些自己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影响的想法。对于了解中国最新动态的中国听众,我相信今天我的发言内容不会出现在杨锐的微博或者引起人民日报编辑们的怀疑。1, 2我没有寻求去“妖魔化”中国,也没有以“殖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但同时我也不希望去刻意讨好中国。今天我的讲话完全来源于一些事实,来源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出自我在中国的一些个人经历。
在座的诸位都知道,中国在过去两个月通过了一系列的外汇市场改革措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交易区间从百分之零点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一。另外,香港恒生银行最近在伦敦发行了二十亿的人民币债券。这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之外首次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3中国目前也允许一些国内银行持有人民币隔夜多头头寸。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银行愿意,他们可以卖空外币,比如美元。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了中国对汇率政策改革的决心,我相信,这也表明了中国最终希望把人民币变成一个主要国际货币的抱负。
长期而言,自由兑换的货币和浮动汇率制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因此,中国最近的这些改革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应当受到欢迎。然而,彻底改变一国的外汇政策和取得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政策制定者应当注意开放资本账户时带来的风险。在讨论这些风险之前,我希望先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谈一下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理解。

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经历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把经济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由私营部门推动的模式。第一个阶段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当邓小平把中国的主要精力从极端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发展经济。伴随着他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致富光荣”,中国的国内生产从主要受政治力量控制变得更加注重市场调节。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2001年,在中国加入WTO后更加活跃地参与全球生产活动。中国的国际贸易突飞猛进,很快上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品供应国。
非常荣幸我本人能在中国经济这两个引人瞩目的转型阶段都尽了些微薄之力。前面提到,我1997到2001年在克林顿(Clinton)政府里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参与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在七十年代末期,我在卡特(Carter)政府中担任政策计划协调官和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Michael Blumenthal)的助理,帮助中美贸易关系的正常化。
1979年2月23日,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Blumenthal)带领他的团队—包括我作为他忠实的内阁首席顾问—飞往北京参加和邓小平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的会晤。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美之间由于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产生的资产纠纷。政权变化后,中国扣押了美国在蒋介石政府期间投资的铁路和其他资产。作为报复,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银行中的资产。很明显,在这些纠纷解决前,中美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国际贸易。经过和邓小平以及当时的财政部长张劲夫艰苦的谈判,我们终于在1979年3月1日达成了解决中美之间资产纠纷的初步协议。也就在同一天,美国重新开放了在北京的大使馆。
在那次谈判中,我有两个非常珍爱的纪念品。第一个是我们谈判代表团的集体合影。象铁塔一样矗立在邓小平这位历史学家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先驱者背后的年轻人就是我。

第二个纪念品是3月3日人民日报的封面照片。这个照片显示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主席陪同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Blumenthal),副部长汤尼·所罗门(Tony Solomon,他后来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以及这些人身后的我和其他代表团成员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场景。

自从33年前照了这些照片之后,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访问北京时,我们除了自己的车队在街道上基本没有看到其他车辆。根据已知的最好数据估计,中国1980年仅仅生产了五千辆轿车,并且大部分这些轿车属于官方使用。到了2009年,中国的汽车年生产量和年销售量都首次超过了美国。在2010年,中国生产了超过九百五十万辆轿车,而2011年中国汽车的年销售量超过了一千八百五十万辆。
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进行中美资产纠纷谈判时,邓小平在一次非正式的交谈中提到了他后来在广东公开讲话后被广泛流传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已经抓住了大量的老鼠—201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了1980年的14倍。5目前中国也跃升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
除了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民敢于尝试和勇于变革来适应新环境的精神。通过允许农村包产到户的私营生产,中国在8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经济改革。随着80和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显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中国经济改革也因此在90年代进一步加速。国有企业从很多经济部门中退出,从而支持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政策也得到进一步放宽来鼓励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尤其是向沿海地区,以及最近向内陆的转移。
尽管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改革的愿望强烈,政策制定者通常非常谨慎。邓小平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充分体现了决策者这种对平衡和耐心的强调。和很多试图快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这种渐进式改革目前看来效果非常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没有重复其他新兴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各种经济危机。中国的GDP增速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
转折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面临着另一个转折点。很多新兴国家在开放伊始都经历了一段快速经济增长期。通过优化配置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到拥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这些国家可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用来购买这些技术的资金流入也推动这些国家的生产效率达到新的高度,从而实现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比如日本和韩国,多数新兴经济体后来都没能保持住这种增长速度。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经济增长就停滞不前了—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过去几个月,很多企业家和经济研究人员都和我谈到他们对中国不断上涨的劳动力价格感到担忧。中国多个省政府都强行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在2011年,重庆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二,山东百分之二十六,北京百分之二十。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份报告预测,截止2015年,在中国生产所节约的劳动力成本如果调整劳动生产率后,只剩下百分之十到十五。7考虑到运输成本和运营效率的差别,制造业公司把生产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等其他低成本国家,甚至某些情况下转移回美国,会更划算。实际上,我也越来越多地听到报道说轮胎,钢铁,家用电器,甚至电视机的生产厂家把生产转移回了美国。8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显示中国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正在枯竭,中国单单依靠转移劳动力到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逐渐接近尾声。

因此,中国很可能不得不在今后要依赖提高经济效率来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因为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投资的经济模式长期而言是无法持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决策者如何帮助提高经济效率和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慎重的第一步,中国可以利用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和鼓励竞争来提高目前由于法规限制过于严格而被国企垄断的这些经济部门的效率。
改革金融部门
为此,改革中国的金融部门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其他新兴国家提供了很多这个方面的教训和警告。由于缺乏高效率和透明的金融部门,这些国家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改革金融部门,中国经济创造的奇迹可能面临同样风险。
开放金融部门是中国当初加入WTO条款的一部分。加入WTO时,中国同意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加入WTO前,谈判双方就何时和分哪些步骤取消中国对国外投资人所有权的限制,以及对人民币和外币业务的准入限制都进行了谈判。中国答应加入WTO五年后,国外的金融机构可以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并且对这些机构营业地点的限制也将被取消。中国目前已经落后于这个时间表了;外国公司在中国加入WTO前所面临的很多限制今天依然存在。
中国最近关于外汇市场的改革是朝着正确改革方向在小步前进,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宣布允许人民币和日元之间的直接兑换。我期待中国能在这个方面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归根到底,很难想象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要永远采用固定汇率制和严格管制的资本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我分享两个观点。首先,我认为中国在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前,应当加快提高国内金融机构质量。其次,我期待中国在国际化人民币的时候采取渐进的方式。
和开放国际贸易不同,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后果更为复杂。开放国际资本账户可以通过帮助资金流动到最需要它们的国家来提高全球经济运行效率。然而,快速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对一个国家的资本账户造成冲击,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衰退。关于不可持续的国际游资进出新兴国家而造成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从80年代的多个拉美国家到90年代的墨西哥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而最近的金融危机证明,即使是所谓的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面前也不能幸免。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类似的危机发生在中国这种经济大国。
历史表明,开放资本账户带来的益处取决于国内金融部门的成熟程度。对于发展越充分,监管越合理的金融结构,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好处就越多。当一个国家拥有足够大的金融市场来吸收国际资本的快速进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尤其是当这些金融市场处于合理的监管之下。高质量和谨慎监管的金融机构有利于把资本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相反,如果金融机构自身薄弱和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或者监管上存在风险,开放资本账户往往对经济增长弊大于利。即使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市场—美国,一样经历了类似的问题。

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知道了开放资本账户能促进新兴经济国家发展的前提,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面对这种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后果了么?
过去20年来,中国在提升本国金融部门方面取得不少进步。然而,目前仍然存在着多个问题,使开放资本账户的结果仍不明朗。现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银行贷款利率—仍然没有完全由市场决定。就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从原来的基准利率的0.9倍调整为0.8倍。但很大程度上,人民银行仍继续同时控制着银行的贷款利率和总贷款量。
此外,中国的证券市场,尤其是债券,和其他主要金融市场相比仍然发展不够充分。2011年美国所有国内发行的债券存量达到26.3万亿美元,而中国仅仅有3.3万亿美元。债券的流动性在中国也很低;实际上,大部分债券被一直持有到到期日而从来没在市场上交易过。中国的资本市场也相对较小和深度不够。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总量比纽约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市值总量低了近百分之八十。实际上,在衡量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很多其他指标上—例如外汇交易额,外汇衍生工具交易合同,基金管理资产的规模,对冲基金资产量和私募基金—中国不仅落后于美国,同时也落后于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
我们意识到中国采取了很多显著措施来对银行进行改造。一些银行,尤其是上市银行,已经在按照西方的类似模式在运营。但是,仍然有很多贷款受行政命令而不是经济效率所决定。和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通常更容易从国有银行里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为提升银行业的效率,中国应当取消准入限制来允许国内私营银行进入并和国有银行进行公平竞争。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目前在银行业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他们太大而不能倒闭的地位以及政府的隐性担保都会损害市场纪律对银行业的约束,这些问题正如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以及其他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一样。
在银行部门允许更多的国内竞争可以缓解上面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决策者应当采取一种更加稳健,谨慎但同时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管理模式来运营国有银行,这样可以充分鼓励市场化改革和这些改革所引发的来自国内外私营银行的竞争。五月二十六日,中国银监会放宽了私营投资者进入银行业的限制。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并希望中国的决策者能进一步通过更多的改革来鼓励银行部门的透明度和公平竞争。
除了中国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外,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也不利于快速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了四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或等同于五千八百五十亿美元。这个计划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刺激计划都要猛烈,尤其是和中国的GDP相比。这项财政刺激计划帮助中国缓解了国际贸易迅速下滑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制造了一些政策制定者现在不得不面对的麻烦。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中国人民银行过去两年紧缩的货币政策之下得到缓解。但是,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和大量的政府地方债务仍然对中国的金融前景造成威胁。

潜伏在影子里…
在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引发的信贷扩张中,银行的表外业务以及非银行的私人借贷经历了爆炸式增长。这些影子银行的贷款活动估计占中国2011年全部贷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和中国经济增速在近期放缓,很大一部分这些贷款可能会成为坏账。由于这些贷款处于监管之外,很难判断如果突然发生偿债问题后他们对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国际方面,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动荡。一旦产生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的突然无序退出,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会带来令人非常不快的后果。例如两个星期前,瑞士国家银行就警告说,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将考虑对外国存款进行资本管制。很明显,任何影响中国资本账户的政策改动必须要考虑到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对美国的启示
我希望谈几个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的影响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
我学识渊博的朋友柏瑞·伊秦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明天早上将在会上发言。我把对美元未来前景的深入分析留给他这个非常有能力的学者。就目前而言,美元作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仍然享有“超级特权”。尽管国会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试图破坏这种特权,我不认为美元的主导地位会在短期内受到挑战。
成为一个全球主要货币非常耗费时间,而成为全球主导货币就需要更长时间了。直到最近,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但是欧元的产生—尽管目前它存在一些问题—以及象中国这样的新兴和雄心勃勃的经济体的崛起都可能对美元的主导地位产生挑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这种主导地位带给美元的特权。
然而,不要忘记全球主导货币受益于行为的惯性,人们往往积习难改。如果一种货币在国际清算中被长期使用,这种实践中形成的标准和规范只会慢慢改变。一种新的货币要花很长时间来获得企业和中央银行的信任来大量持有该货币。货币的流动性和稳定性以及发行这种货币的政府都会被认真的审查,以此判断该货币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满足价值储藏和交易媒介的功能。然而,一旦一种货币被选定为全球主导货币,它就拥有了先发优势。例如美国经济尽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超过了英国,但美元又经历了至少五十年时间才取代英镑成为最重要的全球货币。目前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全球商业外汇交易都和美元有关。
我不是声称人民币需要超过五十年的时间才能上升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现代社会的节奏要比过去快很多。然而,可以断言这种变化不会一夜完成,甚至不会在下个十年内实现。再说了,中国人没有理由去着急实现这个雄心。做对一件事情往往比尽快完成一件事情更重要。
目前只有欧元在市场深度和流动性上具有和美元可行的替代性。但除非来自火星,我们都知道目前欧元区存在自己的一些问题。尽管华盛顿犯了很多财政错误,美元政府债券目前仍然是我多次提到的“马胶厂里最英俊的马”(这是类似中文中“矬子里面拔将军”的说法)。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相对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欧元计价的德国政府债券利率目前低于美国财政部债券利率。我们不应低估欧洲领导人通过政策来解决目前危机的政治愿望,或者低估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决心。最终,美元会在主权资金投资市场上面临来自其他货币强烈竞争的风险。
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彻底从一个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转换成一个更加开放和充满活力并越来越依赖市场规律运行的经济体。这些进步是通过积累一小步一小步的经济改革而来,中国连续的和稳健的GDP增长证明这种渐进式改革非常行之有效。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我期待中国继续通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来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为了能充分获得更加开放的资本账户所带来的益处,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要挑战是通过允许私营企业竞争和允许市场决定利率等资产价格来进行对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造。这些改造有助于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增强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和巨大的经济总量预示人民币有一天可能要扮演和美元类似的角色。目前它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还非常有限。但这种角色已经逐渐在成长并且会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业已重要的地位的上升而继续扩张。随着中国决策者在为继续进行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基础,我们国家的财政当局必须牢记很可能有一天会出现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的可行性替代品,从而使他们失去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债券作为最安全,流动性最好和最受青睐的政府债券的地位不应当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带来的特权只有在财政当局学会负责任地平衡财政收支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他们在平衡收支时必须采取一种方式来保证美国经济繁荣的发动机—私营部门—有动力去改进和促进经济增长。在此情况下,这些措施才会帮助稳定全球对美国的信心。通过采用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保障美元的购买力这些关键政策,美国可以保持和继续享有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独特地位,即使未来中国能继续成功地找到过河所需要的所有正确石头,继续在全球经济中成功地捉到更多的老鼠和“光荣”地变得更加富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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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达拉斯联储主席Richard Fisher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言

  1. 谢谢分享,受教了。是你翻译的吗?

  2. 讲得非常客观和委婉,显然他对中国非常友好。金融体制的改革将是中国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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