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时火车票应该涨价么？

每年春节很多人都要面临返乡买票难的问题。如何解决？有经济学者建议通过涨价：价格上涨可以减少对车票的需求，从而实现供求平衡。听似很有道理，而且确实可以以此解决日常生活中例如黄牛，黑市，排队和网上抢票的问题。

但涨价真的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么？多数人在反对涨价论时的理由往往是因为火车作为公共交通，具有公共服务产品的性质，因此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我在本文中希望从另外一个不同角度解读春运票价的问题：需求的季节性。

通过价格调整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从而实现供求平衡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一条定律，也往往是被认为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所以价格理论是经济学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在这种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粗略描述中，如果我们只以经济效率为唯一标准，分配资源确实应该时刻通过价格调整。但现实生活要比这种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复杂N倍，如果什么事情都简单通过涨价解决，只能说是对价格理论的机械使用。

在使用价格作为工具时，首先要区分季节问题和长期问题。如果铁路运力长期不足，提高价格可以刺激铁路投资，从而提高长期铁路运输供给。这种情况下，涨价有利于解决运力长期不足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考虑。这里我想举印度的用电作为一个例子。印度电力长期不足，但政府又以各种理由不允许涨价，造成电力系统长期投资不足。去年夏天印度大面积停电就是后果之一。即使平时，印度的很多地区都无法保证一天24小时供电。这种情况下，提高用电价格，帮助电力部门投资来提高供给是解决问题更有效的方法。当然在价格提高后，政府可以通过补助等方式来帮助低收入家庭支付一部分电费。

但春运期间的运力不足显然不是长期运力不足问题。目前铁路系统多数时间可以满足客运需求，车票平时并不难买。这种情况下，即使春节期间把价格提高，铁道部也不可能投资几条新铁路专门备用春运。因此春运提价的后果只是一个资源内部再分配的问题：高收入人群享有资源，铁道部收获利润，但低收入人群受损。

当然票价提高后可以减少大家在排队方面浪费的时间，对经济也是一种贡献。但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价格作为一种工具的效果，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反应是否灵敏。如果价格稍微提高，供给大幅增加或者需求大幅降低，通过价格调整就非常有效。但这种情况似乎也不适用于春运。短期而言，铁路运力已经达到极限，价格再提高也对运力增加无济于事。而需求方面对价格的反应也应该不是非常敏感。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即使价格大幅度上涨，恐怕也无法停止多数人回家的脚步。建议一些媒体可以做个调查，找出火车票价格上涨百分之多少才能让大家改变春节回家的念头。我相信结果一定非常高。

当需求和供给对价格调整都不敏感时，价格要上涨非常多才有可能重新平衡需求和供给。这种情况下，通过价格调整供需平衡效果不怎么明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2006-07年的石油价格。当时世界石油的生产能力已经被利用到极限，因此即使世界上来自中国等新兴国际的需求增加很小一部分，仍然能让油价撒了欢儿地飞涨。同理，如果想通过涨价解决春运一票难求的现象，恐怕车票不翻几倍一点儿效果也没有。

对于春运这种季节性需求问题如何解决？不幸的消息是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即使是在没有垄断，依靠市场定价的情况下，这种季节因素也没有完全通过涨价解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吃饭高峰时，很多饭店外面排满人，而店家并没有因此大幅度提高饭菜价格。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纽约遭受珊迪台风袭击后，市内汽油等各种产品暂时短缺，在美国这么信赖市场经济的地方也不是通过涨价解决问题，仍然需要依赖排队的方法分配这些资源。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尽管总体而言价格调整是分配资源非常有效的手段，但价格工具的效果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非常有效，不应该不分场合机械应用。价格理论是最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同时也是对现实经济进行了高度抽象后的结果。在解决现实经济情况时，应该慎重应用。

有人认为解决春运的方法是减少城市中户口等限制，能让来城市工作的人安居乐业，减少人口流动。我非常赞同逐步取消户口等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但并不认为这样能有效解决春节这种季节性人口流动问题。即使在美国这种没有户口等限制的国家，劳动力在全国各地迁徙仍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会变化。因此劳动力从就业机会降低的地区搬迁到有新增就业机会的地方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家人在一些重要节假日团聚而造成的季节性人口流动无法避免。比如美国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是家庭团聚的重要节日，美国的各大机场和公路在这个期间也是一样爆满。

虽然无论通过涨价还是通过降低人口流动限制，都没有办法完美解决春运这个难题，仍然有一些措施可以减少大家在购票过程和路途当中的辛苦。比如延长车票预售时间，让大家能尽早知道自己是否能买到车票，以便早作打算。增加一些临时的车票预售点，尤其是低收入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方便低收入群体购票。大家忙碌了一年都不容易，希望在回家这事儿上不要再给大家心里添堵。

China’s Slowdown May Be Worse Than Official Data Suggest

Article is available at: http://www.dallasfed.org/assets/documents/research/eclett/2012/el1208.pdf

Althoug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slowed sharply in recent month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situation may be worse than reported. Several factors contributed to China’s slowdown. Demand for China’s exports in Europe and the U.S. has weakened amid the deepening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sluggish U.S. economic activity.

Additionally, China’s policy response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having unintended effects on its economy. China loosened monetary policy and undertook a massive fiscal stimulus program in response to 2008–09 developments. These policies, which cushioned the economy from the impact of falling demand for exports, ha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generating higher inflation and rising asset prices,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These developments forced China to reverse course and institute tighter monetary policy last year, creating another round of effects on the economy that continue this year.

China’s abrupt policy changes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are not historically unusual and have been criticized as a source of the country’s big economic swings, which hurt long-run growth. Future policymakers will need more, high-quality quantitative (as opposed to qualitative) economic research to avoid overshooting policy targets and to better stabilize the economy.

A critical first step is acquir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ata, a process already in the works.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rted a new data-collecting system under which businesses report industrial production data online directly to the national statistics agency in Beijing, reducing the chance of manipulation by local authorities.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China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cquiring accurate economic data is not only useful to China’s policymaking, but also helpful to other nations, allowing them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design their policies accordingly.

为什么我怀疑中国经济放缓可能要比数据中更严重：用数据说话

下图是中国工业产出年增长和工业用电年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从2011年1月到2012年6月。这是目前可以获得的所有数据（01年之前用电年增长数据没有公布）。工业产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用电数据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横轴是工业产出年增长数据，纵轴是用电年增长数据。

红色数据是最近4个月数据（3到6月）。数据有两个非常明显特征。第一，最近几个月用电增长速度和去年相比显著下降，尤其是6月份只有2%左右。第二，用最近几个月的用电量和工业产出关系和历史数据不符。图中直线是2011年工业用电年增长和工业产出年增长的关系。而最近几个月的数据都在这个直线下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工业产出数据是真实的，今年中国用更少的电实现了同样的工业产出增长。当然这可能由于工业结构转变引起。但我严重怀疑短短几个月可以实现工业结构这么显著的变化。另一种解释就是中国的工业产出实际增速并没有数据统计中的那么高。比如按照去年数据推算，6月份的实际工业产出的年增长率大概只有7%，而不是统计数据中的9.5%。

达拉斯联储主席Richard Fisher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言

Remarks before the 21st Century China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June 7， 2012.

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非常荣幸能在这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会议上发言。这个话题非常及时，尤其是中国最近加快了货币改革的步伐。在深入探讨这个重要话题前，我希望提下我胎儿时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下的渊源。

‘中国制造’
1948年，在我母亲的陪伴下，我父亲被派往上海为美国斯潘日尔（Spazier）化学肥皂公司追收一笔欠款。就在解放军即将关闭码头的时候，他们离开了上海的和平饭店，当时我父亲怀揣着讨回的欠款，而母亲也身怀六甲；五个月后，我在美国洛杉矶哇哇坠地。因而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一生都和中国有关。我的中国朋友也经常在这个上面给我开玩笑。在我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帮助查林·巴塞弗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先生和中国谈判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款时，象钉子一样坚硬的中国“铁娘子”吴仪女士曾经说，“我非常喜欢费舍（Fisher）代表，因为他自己就是在中国制造的。”
苏珊（Susan）[舍克（Shirk）]，非常感谢您今天能邀请我这个始终都非常关注中国的人在大会上发言。

今天下午，我将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结束前我将也分享一些自己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影响的想法。对于了解中国最新动态的中国听众，我相信今天我的发言内容不会出现在杨锐的微博或者引起人民日报编辑们的怀疑。1, 2我没有寻求去“妖魔化”中国，也没有以“殖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但同时我也不希望去刻意讨好中国。今天我的讲话完全来源于一些事实，来源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出自我在中国的一些个人经历。
在座的诸位都知道，中国在过去两个月通过了一系列的外汇市场改革措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交易区间从百分之零点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一。另外，香港恒生银行最近在伦敦发行了二十亿的人民币债券。这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之外首次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3中国目前也允许一些国内银行持有人民币隔夜多头头寸。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银行愿意，他们可以卖空外币，比如美元。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了中国对汇率政策改革的决心，我相信，这也表明了中国最终希望把人民币变成一个主要国际货币的抱负。
长期而言，自由兑换的货币和浮动汇率制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因此，中国最近的这些改革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应当受到欢迎。然而，彻底改变一国的外汇政策和取得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政策制定者应当注意开放资本账户时带来的风险。在讨论这些风险之前，我希望先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谈一下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理解。

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经历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把经济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由私营部门推动的模式。第一个阶段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当邓小平把中国的主要精力从极端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发展经济。伴随着他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致富光荣”，中国的国内生产从主要受政治力量控制变得更加注重市场调节。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2001年，在中国加入WTO后更加活跃地参与全球生产活动。中国的国际贸易突飞猛进，很快上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品供应国。
非常荣幸我本人能在中国经济这两个引人瞩目的转型阶段都尽了些微薄之力。前面提到，我1997到2001年在克林顿（Clinton）政府里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参与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在七十年代末期，我在卡特（Carter）政府中担任政策计划协调官和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Michael Blumenthal）的助理，帮助中美贸易关系的正常化。
1979年2月23日，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Blumenthal）带领他的团队—包括我作为他忠实的内阁首席顾问—飞往北京参加和邓小平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的会晤。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美之间由于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产生的资产纠纷。政权变化后，中国扣押了美国在蒋介石政府期间投资的铁路和其他资产。作为报复，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银行中的资产。很明显，在这些纠纷解决前，中美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国际贸易。经过和邓小平以及当时的财政部长张劲夫艰苦的谈判，我们终于在1979年3月1日达成了解决中美之间资产纠纷的初步协议。也就在同一天，美国重新开放了在北京的大使馆。
在那次谈判中，我有两个非常珍爱的纪念品。第一个是我们谈判代表团的集体合影。象铁塔一样矗立在邓小平这位历史学家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先驱者背后的年轻人就是我。

第二个纪念品是3月3日人民日报的封面照片。这个照片显示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主席陪同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Blumenthal），副部长汤尼·所罗门（Tony Solomon，他后来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以及这些人身后的我和其他代表团成员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场景。

自从33年前照了这些照片之后，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访问北京时，我们除了自己的车队在街道上基本没有看到其他车辆。根据已知的最好数据估计，中国1980年仅仅生产了五千辆轿车，并且大部分这些轿车属于官方使用。到了2009年，中国的汽车年生产量和年销售量都首次超过了美国。在2010年，中国生产了超过九百五十万辆轿车，而2011年中国汽车的年销售量超过了一千八百五十万辆。
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进行中美资产纠纷谈判时，邓小平在一次非正式的交谈中提到了他后来在广东公开讲话后被广泛流传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已经抓住了大量的老鼠—201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了1980年的14倍。5目前中国也跃升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
除了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民敢于尝试和勇于变革来适应新环境的精神。通过允许农村包产到户的私营生产，中国在8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经济改革。随着80和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显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中国经济改革也因此在90年代进一步加速。国有企业从很多经济部门中退出，从而支持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政策也得到进一步放宽来鼓励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尤其是向沿海地区，以及最近向内陆的转移。
尽管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改革的愿望强烈，政策制定者通常非常谨慎。邓小平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充分体现了决策者这种对平衡和耐心的强调。和很多试图快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这种渐进式改革目前看来效果非常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没有重复其他新兴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各种经济危机。中国的GDP增速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
转折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面临着另一个转折点。很多新兴国家在开放伊始都经历了一段快速经济增长期。通过优化配置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到拥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这些国家可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用来购买这些技术的资金流入也推动这些国家的生产效率达到新的高度，从而实现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比如日本和韩国，多数新兴经济体后来都没能保持住这种增长速度。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经济增长就停滞不前了—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过去几个月，很多企业家和经济研究人员都和我谈到他们对中国不断上涨的劳动力价格感到担忧。中国多个省政府都强行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在2011年，重庆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二，山东百分之二十六，北京百分之二十。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份报告预测，截止2015年，在中国生产所节约的劳动力成本如果调整劳动生产率后，只剩下百分之十到十五。7考虑到运输成本和运营效率的差别，制造业公司把生产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等其他低成本国家，甚至某些情况下转移回美国，会更划算。实际上，我也越来越多地听到报道说轮胎，钢铁，家用电器，甚至电视机的生产厂家把生产转移回了美国。8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显示中国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正在枯竭，中国单单依靠转移劳动力到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逐渐接近尾声。

因此，中国很可能不得不在今后要依赖提高经济效率来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因为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投资的经济模式长期而言是无法持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决策者如何帮助提高经济效率和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慎重的第一步，中国可以利用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和鼓励竞争来提高目前由于法规限制过于严格而被国企垄断的这些经济部门的效率。
改革金融部门
为此，改革中国的金融部门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其他新兴国家提供了很多这个方面的教训和警告。由于缺乏高效率和透明的金融部门，这些国家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改革金融部门，中国经济创造的奇迹可能面临同样风险。
开放金融部门是中国当初加入WTO条款的一部分。加入WTO时，中国同意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加入WTO前，谈判双方就何时和分哪些步骤取消中国对国外投资人所有权的限制，以及对人民币和外币业务的准入限制都进行了谈判。中国答应加入WTO五年后，国外的金融机构可以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并且对这些机构营业地点的限制也将被取消。中国目前已经落后于这个时间表了；外国公司在中国加入WTO前所面临的很多限制今天依然存在。
中国最近关于外汇市场的改革是朝着正确改革方向在小步前进，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宣布允许人民币和日元之间的直接兑换。我期待中国能在这个方面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归根到底，很难想象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要永远采用固定汇率制和严格管制的资本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我分享两个观点。首先，我认为中国在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前，应当加快提高国内金融机构质量。其次，我期待中国在国际化人民币的时候采取渐进的方式。
和开放国际贸易不同，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后果更为复杂。开放国际资本账户可以通过帮助资金流动到最需要它们的国家来提高全球经济运行效率。然而，快速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对一个国家的资本账户造成冲击，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衰退。关于不可持续的国际游资进出新兴国家而造成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从80年代的多个拉美国家到90年代的墨西哥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而最近的金融危机证明，即使是所谓的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面前也不能幸免。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类似的危机发生在中国这种经济大国。
历史表明，开放资本账户带来的益处取决于国内金融部门的成熟程度。对于发展越充分，监管越合理的金融结构，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好处就越多。当一个国家拥有足够大的金融市场来吸收国际资本的快速进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尤其是当这些金融市场处于合理的监管之下。高质量和谨慎监管的金融机构有利于把资本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相反，如果金融机构自身薄弱和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或者监管上存在风险，开放资本账户往往对经济增长弊大于利。即使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市场—美国，一样经历了类似的问题。

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知道了开放资本账户能促进新兴经济国家发展的前提，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面对这种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后果了么？
过去20年来，中国在提升本国金融部门方面取得不少进步。然而，目前仍然存在着多个问题，使开放资本账户的结果仍不明朗。现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银行贷款利率—仍然没有完全由市场决定。就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从原来的基准利率的0.9倍调整为0.8倍。但很大程度上，人民银行仍继续同时控制着银行的贷款利率和总贷款量。
此外，中国的证券市场，尤其是债券，和其他主要金融市场相比仍然发展不够充分。2011年美国所有国内发行的债券存量达到26.3万亿美元，而中国仅仅有3.3万亿美元。债券的流动性在中国也很低；实际上，大部分债券被一直持有到到期日而从来没在市场上交易过。中国的资本市场也相对较小和深度不够。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总量比纽约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市值总量低了近百分之八十。实际上，在衡量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很多其他指标上—例如外汇交易额，外汇衍生工具交易合同，基金管理资产的规模，对冲基金资产量和私募基金—中国不仅落后于美国，同时也落后于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
我们意识到中国采取了很多显著措施来对银行进行改造。一些银行，尤其是上市银行，已经在按照西方的类似模式在运营。但是，仍然有很多贷款受行政命令而不是经济效率所决定。和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通常更容易从国有银行里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为提升银行业的效率，中国应当取消准入限制来允许国内私营银行进入并和国有银行进行公平竞争。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目前在银行业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他们太大而不能倒闭的地位以及政府的隐性担保都会损害市场纪律对银行业的约束，这些问题正如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以及其他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一样。
在银行部门允许更多的国内竞争可以缓解上面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决策者应当采取一种更加稳健，谨慎但同时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管理模式来运营国有银行，这样可以充分鼓励市场化改革和这些改革所引发的来自国内外私营银行的竞争。五月二十六日，中国银监会放宽了私营投资者进入银行业的限制。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并希望中国的决策者能进一步通过更多的改革来鼓励银行部门的透明度和公平竞争。
除了中国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外，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也不利于快速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了四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或等同于五千八百五十亿美元。这个计划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刺激计划都要猛烈，尤其是和中国的GDP相比。这项财政刺激计划帮助中国缓解了国际贸易迅速下滑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制造了一些政策制定者现在不得不面对的麻烦。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中国人民银行过去两年紧缩的货币政策之下得到缓解。但是，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和大量的政府地方债务仍然对中国的金融前景造成威胁。

潜伏在影子里…
在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引发的信贷扩张中，银行的表外业务以及非银行的私人借贷经历了爆炸式增长。这些影子银行的贷款活动估计占中国2011年全部贷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和中国经济增速在近期放缓，很大一部分这些贷款可能会成为坏账。由于这些贷款处于监管之外，很难判断如果突然发生偿债问题后他们对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国际方面，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动荡。一旦产生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的突然无序退出，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会带来令人非常不快的后果。例如两个星期前，瑞士国家银行就警告说，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将考虑对外国存款进行资本管制。很明显，任何影响中国资本账户的政策改动必须要考虑到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对美国的启示
我希望谈几个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的影响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
我学识渊博的朋友柏瑞·伊秦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明天早上将在会上发言。我把对美元未来前景的深入分析留给他这个非常有能力的学者。就目前而言，美元作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仍然享有“超级特权”。尽管国会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试图破坏这种特权，我不认为美元的主导地位会在短期内受到挑战。
成为一个全球主要货币非常耗费时间，而成为全球主导货币就需要更长时间了。直到最近，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但是欧元的产生—尽管目前它存在一些问题—以及象中国这样的新兴和雄心勃勃的经济体的崛起都可能对美元的主导地位产生挑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这种主导地位带给美元的特权。
然而，不要忘记全球主导货币受益于行为的惯性，人们往往积习难改。如果一种货币在国际清算中被长期使用，这种实践中形成的标准和规范只会慢慢改变。一种新的货币要花很长时间来获得企业和中央银行的信任来大量持有该货币。货币的流动性和稳定性以及发行这种货币的政府都会被认真的审查，以此判断该货币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满足价值储藏和交易媒介的功能。然而，一旦一种货币被选定为全球主导货币，它就拥有了先发优势。例如美国经济尽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超过了英国，但美元又经历了至少五十年时间才取代英镑成为最重要的全球货币。目前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全球商业外汇交易都和美元有关。
我不是声称人民币需要超过五十年的时间才能上升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现代社会的节奏要比过去快很多。然而，可以断言这种变化不会一夜完成，甚至不会在下个十年内实现。再说了，中国人没有理由去着急实现这个雄心。做对一件事情往往比尽快完成一件事情更重要。
目前只有欧元在市场深度和流动性上具有和美元可行的替代性。但除非来自火星，我们都知道目前欧元区存在自己的一些问题。尽管华盛顿犯了很多财政错误，美元政府债券目前仍然是我多次提到的“马胶厂里最英俊的马”（这是类似中文中“矬子里面拔将军”的说法）。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相对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欧元计价的德国政府债券利率目前低于美国财政部债券利率。我们不应低估欧洲领导人通过政策来解决目前危机的政治愿望，或者低估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决心。最终，美元会在主权资金投资市场上面临来自其他货币强烈竞争的风险。
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彻底从一个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转换成一个更加开放和充满活力并越来越依赖市场规律运行的经济体。这些进步是通过积累一小步一小步的经济改革而来，中国连续的和稳健的GDP增长证明这种渐进式改革非常行之有效。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我期待中国继续通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来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为了能充分获得更加开放的资本账户所带来的益处，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要挑战是通过允许私营企业竞争和允许市场决定利率等资产价格来进行对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造。这些改造有助于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增强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和巨大的经济总量预示人民币有一天可能要扮演和美元类似的角色。目前它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还非常有限。但这种角色已经逐渐在成长并且会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业已重要的地位的上升而继续扩张。随着中国决策者在为继续进行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基础，我们国家的财政当局必须牢记很可能有一天会出现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的可行性替代品，从而使他们失去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债券作为最安全，流动性最好和最受青睐的政府债券的地位不应当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带来的特权只有在财政当局学会负责任地平衡财政收支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他们在平衡收支时必须采取一种方式来保证美国经济繁荣的发动机—私营部门—有动力去改进和促进经济增长。在此情况下，这些措施才会帮助稳定全球对美国的信心。通过采用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保障美元的购买力这些关键政策，美国可以保持和继续享有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独特地位，即使未来中国能继续成功地找到过河所需要的所有正确石头，继续在全球经济中成功地捉到更多的老鼠和“光荣”地变得更加富裕。
谢谢。

开放国际资本账户应当慎重

最近中国通过了一系列促进汇率改革的措施，比如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允许国内外汇市场参与者持有人民币兑外币的净多头头寸，同时重申强制结汇已成历史以及在伦敦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最近一份由人民银行研究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也强调，目前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好时机，中国应当抓住时机，积极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

尽管人民币实现自由浮动、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开放，长期而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国进行大规模资本账户开放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

我想主要阐述两个观点。第一，根据目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回落来判断人民币达到了均衡水平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第二，资本账户开放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该国内部金融市场的质量。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过快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破坏。中国目前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是通过实现利率市场化等措施，提高国内金融市场效率，而不是急于开放资本市场。

经常项目顺差减少不一定显示人民币已达均衡水平

当人民币面临升值预期时，开放资本账户面临国际游资大量流入中国、从而引发大规模金融泡沫的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得到大幅度回落。尤其是过去几个月，中国甚至出现了短暂的贸易逆差。因而有人认为，经常项目回落表明人民币已经接近均衡汇率，从而为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宏观模型关于经常项目和汇率之间关系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在最近的国际金融研究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说至少不被数据支持。

这种传统的国际宏观理论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会自动调节来实现一个国家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这些理论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当一国存在贸易或者经常项目顺差时，其货币会自动升值，其直接结果是出口价格升高、进口价格降低，进而会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从而消除原有的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时，很多国家指责这种顺差是中国通过固定汇率制来故意压低人民币价格造成的。而这种认为浮动汇率会自动调节来消除一个国家贸易不平衡的观点，是不受数据支持的。这种观点有两个明显的漏洞。

首先，根据这个观点，一个国家的贸易账户在浮动汇率制下可以准确地预测该国汇率：如果存在贸易顺差，汇率升值，反之则贬值。而在现实数据中，贸易账户等宏观数据对浮动汇率根本没有预测能力。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上世纪80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时，和他的学生密西(Meese)详细记录了宏观数据对汇率的不可预测性。由于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宏观经济学中浮动汇率自动调节一国贸易平衡的假设，而引起了国际金融领域的广泛关注。

这个结果，在目前的数据中仍然广泛存在。在最近的国际金融研究中，更多实证结果支持研究汇率应该从资产价格的角度出发，代表作包括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恩格尔(Charles Engel)和韦斯特(Kenneth West)2005年发表在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这种观点认为，汇率作为一个资产价格，主要受投资者对经济未来走势预期的影响，而不是例如当前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这些目前变量影响。这个观点非常符合目前外汇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量要远远大于实际贸易的价值。因此大部分的外汇交易实际是用来满足国际投资目的，而不是由于国际贸易造成的。因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汇率更类似资产价格，受投资者对未来经济情况的预期影响，而非受目前实物贸易平衡条件的影响。

其次，如果真如传统国际宏观理论认为的那样，浮动汇率可以自动帮助调节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那么浮动汇率国家和采取汇率管制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贸易和经常项目调节得应该更加迅速和充分。而这种预测在数据中也是不存在的。这方面研究可以参看威斯康星大学教授Menzie Chinn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的研究。因而，如果我们以浮动汇率制下市场决定的汇率为“均衡汇率”，上面的研究证明，通过一个国家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来判断其汇率是否处于均衡水平，是没有依据的。

通过中国贸易盈余趋于平衡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接近了均衡水平的观点，也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目前引用的贸易盈余趋于平衡是指中国针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平衡(总体贸易平衡)，和总体贸易平衡对应的是人民币对所有贸易伙伴货币的平均汇率，而不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尽管中国总体贸易盈余接近平衡，但针对美国的贸易账户仍然存在很大的顺差。因此即使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看，也没有证据证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达到所谓的均衡水平。

内外经济环境均不利于中国开放资本账户

除了人民币目前已经处于均衡水平的观点不成立外，国际经济环境也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利于中国开放资本账户。

欧债危机虽在今年年初得到暂时缓解，但今年仍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动荡。整个欧元区解体的风险不大，但希腊等小国不得不违约退出欧元区的概率仍不小。尤其是今年法国和希腊的大选，给欧债危机的走向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在未来发生较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对内而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等问题也令投资者非常担心。因而在这种内外金融市场都存在巨大潜在风险的情况下，很难说开放中国资本账户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

中国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也不适合尽快开放国际资本账户。和贸易开放不同，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否有利，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争论。最近的研究和实例证明，开放资本市场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开放的结果取决于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质量与效率如何。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康奈尔大学教授Prasad、哈佛大学教授Rogoff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的一系列研究。

这些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完善时，过快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严重金融危机，反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这三位作者都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2005年后发生明显转折，不再极力倡导发展中国家尽快开放资本账户。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鼓励发展中国家通过控制资本流动来避免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还非常不完善。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利率价格都还没有实现市场化。由于历史等原因，国内金融机构的质量也千差万别，不少金融机构的运营仍并非以市场为导向。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中国内部的金融市场已经为资本账户开放做好准备。

尽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应当避免抱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态度。在开放资本账户前，更重要的任务是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通过利率改革等措施，消除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扭曲。同时通过打破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和保护，允许优胜劣汰，提高国内金融机构效率。一种观点认为，国内金融市场质量的提升需要通过资本账户开放后引进外部竞争来“倒逼”。我前面说过，这种方法存在很大风险，不值得采用。

最后总结：有观点认为目前人民币处于均衡汇率，中国处于一个难得的开放资本账户的机遇。这种观点和最新国际金融方面的研究相矛盾。开放国际资本账户前，更重要的工作是改革国内金融市场，为今后资本账户开放作准备。最近的研究证明，在国内金融市场效率偏低的情况下，贸然开放资本账户的结果更可能引发金融危机，降低经济发展速度。

推荐一个网站

该网站包括了很多DSGE模型的数据以及程序。可以用来练习复制一些论文的结果。这些程序都是用Dynare编写，也是学习Dynare好的机会。链接在这里：http://www.macromodelbase.com/

最近大家关心的几个宏观问题

提几个最近比较热门的宏观经济问题，供大家思考。

1.最近一次的美国经济危机中，产出，投资等指标大幅度下降，但生产效率却上升了。这包括使用单位劳动力产出或者用调整了劳动力和资产使用率的TFP衡量生产效率，结果都是这样。这个和以往的衰退完全不同。以往的衰退往往伴随着生产率的下降。这个现象给常规的RBC模型提出了一个挑战。常规的RBC模型中，产出下降都是由于劳动效率降低引起。

2. 金融市场媒介对这次衰退的影响有多大。一个假设认为很大。由于金融媒介惜贷，消费和投资者无法得到需要的资金，从而放大了经济衰退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一个正确的政策就是干预金融市场来缓解经济衰退的强度。另外一个理论认为，金融媒介有作用，但有限。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形式的预期比较悲观，从而主动减少投资和消费。这种情况下，干预金融市场的效果是有限的。

3. 在07-08年的全球危机中，国际贸易量巨幅下降。什么原因引起？消费和投资需求降低还是国际贸易信贷枯竭？另外，贸易量的下降幅度远远大于产出的下降幅度，什么原因造成？

政府债务危机还是国际竞争力危机？

2011年12月写的一篇文章：

11月9号，意大利十年期政府债券利率一举突破7%，标志着欧洲债务危机恶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欧洲各国领导人就采用什么救助计划来稳定市场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在此期间随着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争论，也产生了大幅度的波动。这篇文章中，我就目前的欧洲债务危机主要阐述三个观点。首先，过去两年欧盟和IMF处理欧洲债务危机的政策已经完全失败，目前没有办法再延续。其次，短期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有效政策只剩两个选择：由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或者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由于政治因素，短期内很难就这两个政策达成共识。第三，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是政府债务危机，更深层原因是“欧洲猪国”在过去十几年里国际竞争力的丧失。从新恢复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至少需要2-3年时间。因此结合第二和第三个观点，欧洲债务危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快速解决。至少在今后的2-3年时间内，欧元区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很大制约。

过去两年中，欧盟和IMF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处理主要集中在对危机国家进行拯救性贷款。通过维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政策制定者希望能把危机控制在少数几个小国家中，比如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从目前看，这种救助政策完全失败了。图1 是“欧洲猪国”（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和德国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的差。利差越高，证明市场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券风险越大。图中也标明了过去两年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救助计划的日期。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每次救助计划后，被救国家的利差只是出现了短暂的下降，然后又继续返回到持续上升的通道。而且救助计划并没有阻碍危机向其他国家的扩散。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国家的利差上升到一个无法长期持续的高度，从而被迫接受欧盟和IMF的贷款援助。进入11月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利差一举突破了5%。市场往往认为这种程度的利率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当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利差达到类似高度时都不得不开始接受欧盟和IMF的贷款救助。 因而市场怀疑意大利和西班牙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需要某种救助才能保证不违约政府债务。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规模要远大于其余几个接受救助的小国家。采用类似的救助方案并不现实。图2显示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在未来几年到期的政府债务。仅仅意大利自己，在今后两年有大约六千亿欧元的政府债务到期。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总共的资金额仅仅有四千四百亿欧元。在拯救了希腊等国家后，目前可以动用的全部金额大概只有三千亿欧元。而且这三千亿欧元不能全部贷出，不然欧洲稳定基金自身的信用等级将受到伤害。因此，能用于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拯救贷款的实际金额和这些国家所需要的资金相比只能是杯水车薪。即使有IMF出手相助，类似过去两年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救助贷款计划对拯救意大利和西班牙这种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已经行不通了。

目前而言，有效可行的危机解决方案只有两个。一个是由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另外一个是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由于德国的强烈反对，发行统一债券的可能性目前看很小。如果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所有国家的债券利率都一样。统一债券的利率必然要高于目前德国债券的利率，因此提高德国的借贷成本。这样做的后果其实是把目前欧洲猪国高额的借贷成本转嫁一部分到德国头上，因而这种方案在德国民众中的阻力很大。

由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方案相对来说更可行，但也存在一个问题。欧洲央行成立初就明确规定不可以替政府债务买单。目前欧洲央行虽然也购买一部分欧洲猪国的政府债券，但是这种操作主要是基于稳定金融市场的职能来进行的，而并非充当政府债券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此，欧洲央行对政府债券的购买规模很有限，不能把欧洲猪国的政府贷款成本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欧洲央行成立时规定不能担任政府债券最后贷款人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政府开支的道德风险考虑。如果欧元区每个政府都知道自己一旦无法偿债时，欧洲央行会担当最后贷款人，这些政府就有动机去不负责任地提高自己的开支。而欧元区由于是一个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因此每个国家的政府开支都是独立的，不受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监督。这种结构就给每个国家滥用自己的政府开支提供了条件。因而最近德法两国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希望欧元区向政治联盟过渡，从而使每个国家的政府开支得到有效监督，从而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就为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扫清最大障碍。

但是这个政策至少存在几个棘手问题。第一，放弃本国政府开支自主权必须经过各国国会的同意，整个过程耗费大量时间。不清楚市场能否给欧元区这么长时间去通过该政策。另外政府开支往往被认为是一国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历史上被德国占领过国家的民众对这种放弃主权的政策非常抵触。究竟目前政策能在多少国家最后通过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第三，即使放弃政府开支自主权的政策在所有国家都通过，还要修改欧洲央行成立的条款，明确加入最后贷款人的内容，欧洲央行才能从法律上担任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到底修改条款能否通过，也是未知。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既牵扯到短期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问题，同时又存在如何设计一个长期持续的系统。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存在很多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因而，不太可能存在一个方案能短期内快速解决这场危机。

最后，我想强调，欧洲债务危机的本质并不完全在政府债务本身。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欧洲猪国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国际竞争力的丧失导致国际投资者信心下降。图3显示了欧洲猪国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在07到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国家的政府赤字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希腊和葡萄牙两国存在较高的政府赤字，政府赤字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并不太坏。尤其是爱尔兰和西班牙两国在08年前其实一直存在着政府盈余。因而简单把目前这些国家的危机完全归结为政府开支过度并不合理。

相反，欧洲猪国之间的一个显著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存在着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图4）。这些经常项目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已经存在。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通过国际借贷来维持国内的消费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而非通过国际借贷来投资生产从而来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与之对应的是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十几年中迅速下降。国家间国际竞争力往往可以通过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来衡量。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等于劳动力总成本除以与之对应的总产出。因而这个变量衡量的是每一单位产出，劳动力的成本是多少。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越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越弱。

图5显示的是欧洲猪国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相对德国的 变化。从1999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相对德国上升了30%左右。这就不奇怪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国家竞争力下降这么快，为什么它们的经常项目平衡在这个阶段都出现了显著恶化。爱尔兰的国际竞争力在07年后得到改善，它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相对德国而言，在今年回落到了1999年的水平。与之对应，图4 中我们看到爱尔兰的经常项目平衡在2010年实现了盈余。这些改进极大提高了市场的投资信心。尽管在图3中，爱尔兰的政府赤字在欧洲猪国中仍然是最高的，但它图1中政府借贷成本得到大幅度的降低。目前爱尔兰的政府借贷成本要远远低于希腊和葡萄牙，基本和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的借贷成本持平。

爱尔兰的例子说明解决欧洲债务危机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必须降低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提高欧洲猪国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另外一个就是降低劳动力工资。短期内快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不现实，尤其是当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削减工资在欧洲猪国中也存在很大的政治压力。爱尔兰花了三年多时间才把自己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降低到99年水平。即使其他国家能象爱尔兰一样大幅削减工资，它们估计也要至少2-3年时间才能从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在此期间，欧洲将持续受到债务危机的困扰，经济增长估计会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最近香港科大的王勇和另外两个同事合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文章对理解现实中国宏基经济问题很有指导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最近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有一期Economist为这个话题开了专刊。相信王勇他们的文章一定会引起很多重视。这里是王勇在他博客上讨论这篇文章的链接。

很高兴看到王勇他们这篇文章的灵感一部分是受我以前博客文章启发而来。呵呵

靠制造业解决美国目前失业问题都是浮云啊

最近美国制造业就业数据有回升，有人认为制造业要从新回流美国，从而解决美国目前的就业难题。这种观点非常错误。首先，美国制造业占总就业比例很小而且一直在下降。目前制造业只占全美非农业就业人数的10%。除非长期趋势出现大幅度逆转，制造业回升对美国就业影响不大。而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其次，这次危机中主要就业岗位的流失并不在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美国非农业就业部门总共失去了1千万的就业机会。其中只有不到两百万来自制造业。其他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金融业。建筑业损失了两百二十万职位，金融业 服务业损失了四百五十万职位。这两个部门加起来就有将近七百万职位，占了总就业减少的大部分。因而解决目前就业问题的关键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靠打打贸易战，增加几个制造业的位子是远远不够的。